当Web2.0瓦解了媒体暴力与洗脑文化后

　　这两天刚刚看完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茨威格是奥地利的犹太作家，我上学时看过他的《人类的群星闪耀时》，《麦哲伦的功绩》，还有一些小说，最近露面的还有徐静蕾的电影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不过，还是这本《昨日的世界》对现在的中国最有参考价值。茨威格，一生中与二十世纪前半页的很多思想大师都直接沟通过，包括，罗丹，弗洛伊德，詹姆斯乔伊斯，罗曼罗兰，达利，高尔基等等，甚至还和墨索里尼通过信。他访问过整个欧洲，美国，苏联，南美洲。最后在一九四一年自杀，满含对欧洲理性文明被毁的无奈。

　　从他对希特勒崛起和斯大林统治的切身体会来分析，两者之间的近似之处，多于他们之间的对立。这两个独裁者，比拿破仑破坏力更大的原因，某种意义上，是因为这两个人更加掌握了比军事独裁更为强大的暴力工具：洗脑文化。在茨威格看来，希特勒的鼓动和前苏联那种世界救星的自满心态，其实都是大规模的洗脑，有组织的谎言(宣传)的直接后果。他回顾说，一战以前的欧洲，一国的人民，往往还是拥有遵从王权和贵族价值观的稳定性，但到了一战以后，媒体取代传统的皇帝诏曰，成为普通人必须接受的意识教育。媒体和教育起到的洗脑作用，可以改变我们的价值观。它们透过无处不在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等系统化的传播方式剥夺人的思考能力。卡斯特罗，年轻时经常可以连续七八个小时，通过各地的高音喇叭发表演讲。

　　洗脑对人并不是痛苦的事，痛苦的是被洗脑的人遭遇环境变化。普通的个人，如果一直遵循这同一种洗脑带来的价值观，坚定自己的信仰，其实是件好事。可惜，人类的大脑设计，似乎在微码级安装了一个自我保护和怀疑的触发器，总是容易对外界的意识灌输产生反感。我回顾自己的成长过程中两次比较温和的洗脑，我得特别感谢中国文化的中庸特性，这种中庸使得洗脑的过程比较人道，我们似乎还有思考的权力。成长过程的社会变迁也让我对洗脑过程产生了一种免疫力，大脑对于多次洗脑的反应是麻木。

　　前几天看到吴晓波关于毛式企业家的分析，印证了我对目前众多成功中国企业家的猜测。在吴晓波看来，柳传志，任正非，史玉柱等人的意识形态里，统治智慧已经转化为公司管理和员工格式化的洗脑模式。他们可以取得成功，其实应该感谢毛主席给他们留下的社会遗产，相似的意识形态。中国最成功的企业家，在九十年代，都选择了毛泽东时代的大规模作战方式，正好顺应了普通中国人心理接受模式。他们的受众，最大多数的城镇民众，很适应这种模式，因为相近的洗脑模式产生了亲切感。有一个被称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心理学研究，说的是被一群人被长期一个环境里幽禁以后，会对幽禁他们的主人产生一种近似信仰的依赖。这个种心理，可能解释了为什么，在很多以洗脑见长的公司，员工的流失率都较低，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因素是洗脑造成的文化一致性带来了归属感。

　　几天前，一个认识十年的朋友和我聊天，他表现出了一种华为式的自信。“只要国外企业能够做出来的东西，华为早晚要取代他们”。我非常佩服洗脑文化带来的自豪感，这个心态，我刚入外企的时候也很强烈。不过，对于洗脑文化面临的挑战，我的感受却越来越多。

　　Web2.0 思潮正在瓦解洗脑文化

　　国内新的博客风潮发生了一个有趣的趋势，比如韩寒代表的八零后，生来就是与洗脑文化作对的，我是甚至听到有八零后在身边说“凡是主流价值观认同的，我们都反对”。在博客网络上留言最多都是一些在生活中没有话语权的八零后年轻人，网络文化和CCTV 好像是被人设计好要唱对台戏的。在这里，对与错，不甚重要，重要的是对立本身。八零后的年轻人，头脑里内置里互联网文化，而他们的父辈，那些四五十岁的父辈，多数可能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