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说华为涉嫌威胁到美国通信国家安全，不如说是华为直接威胁到思科的商业安全。”对于10月8日美众议院发布报告指控华为和中兴通讯的电信设备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一事，业内人士开始逐渐撇去笼罩在问题之上的政治迷雾，暴露出其更为清晰的商业利益。

无独有偶，根据美众议院报告后中兴所发布的声明，就在几天前，思科通知中兴通讯终止战略合作协议，具体原因未知。更有分析人士指出，思科很可能是报告的幕后推手。

这种猜测并非空穴来风，因为除了来自美国的涉及国家安全的政治排斥之外，从2011年年底，华为、中兴已经频频遭遇美国的337调查，涉及3G 功能的手机、无线网络设备和手提电脑等产品;电子成像设备;以及具有无线功能的消费电子设备及组件(如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电子阅读器、移动热点、无线宽带调节解调器和掌上游戏机等)，华为、中兴俨然已经成为美国337调查被告席上的常客。

显然，337调查的禁止令和排除令，以及美众议院的报告对深处美国本土的竞争对手思科、阿朗来说无疑都具有巨大利益，而思科的CEO钱伯斯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25年以前我就知道，我们最强劲的竞争对手将会来自中国，现在来说，那就是华为。”

就在2012年年初，钱伯斯仍在指斥华为在知识产权保护和电脑安全等领域并非一直“按规矩办事”。

这让一切看起来似乎更符合逻辑，然而，来自美国的华裔专家Frank则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在频繁使用‘国家安全’的名义下，美国希望谋求的经济利益显然不仅仅局限在思科这样的一两个企业身上，有迹象显示，美国正在收紧中国在美投资的步伐，这有必要让更多的中国企业提高警惕，在美国大选年以及不确定的国际经济环境背景下，美国利用政治手腕在经济领域的角力将变得极为正常。”

华为中兴美国遭遇战

进军美国市场成为华为、中兴如鲠在喉的问题，但却又不得不从长计议。

对于中国走向世界的两大民族品牌华为、中兴来说，海外战略的布局一直位于公司战略的重中之重。

早在2010年，华为海外市场的销售收入已经突破1200亿元，占了总销售收入的四成。2011年华为的全年财报显示，华为实现营收2039亿元人民币，国内市场营收655亿元人民币，海外市场营收1383亿元人民币，海外市场营收占总营收的68%。

中兴也不例外，海外市场份额多年来占据公司收入的半壁河山，2012年8月份，中兴通讯(000063.SZ/00763.HK)公布2012年半年度业绩显示，2012年上半年，中兴实现营业收入426.42亿元人民币，其中，国内市场实现营业收入208.85亿元人民币，占整体营业收入的48.98%，同比增长26.37%。 国际市场实现营业收入217.57亿元人民币，占整体营业收入的51.02%，同比增长6.20%。无论从营收的绝对数字，还是从增长速度来看，海外市场都占据大头。

然而，从2010年开始，由于欧债危机以及国际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很多国家的电信运营商开始相继大幅削减支出，这给华为、中兴的海外布局带来挑战，2012年上半年，两家公司的净利润开始出现大幅下滑。

来自野村证券等多家国际投行的报告显示，华为、中兴利润下滑的背后，在于其力保海外市场份额的战略布局。“为了维持原有的市场地位，企业先将设备铺进去，或者直接送设备，延长对方的付款时间，这种做法解决了对方没钱又要发展的困局，同时这种人情铺垫又可以在经济好转的情况下为企业争得更大的回报。”太平洋证券电信研究员刘树杰告诉记者。

可是，就是这种做法直接冲击到了思科等国际竞争者的利益，在订单稀缺，僧多粥少的国际竞争环境下，如何有效地排除对手的竞争成为了商业领域的新课题。

在欧洲电信市场萎缩，新兴市场价格竞争激烈的背景之下，美国的电信市场逐渐显示出了其庞大的优势，美国运营商的4G网络支出带来了增长机会，这让设备商看到了机会，同时争夺也变得更为激烈。

与此相关联，近几年来，华为、中兴开始频频遭遇来自美国有关知识产权方面的纠纷，而华为由于非上市公司的身份以及任正非出身军方的背景更是屡屡遇挫。

2008年，华为与贝恩资本联合竞购3COM公司未能成行。2011年，华为被迫接受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建议，撤销收购3Leaf公司特殊资产的申请。2011年10月，美国商务部阻止华为参与国家应急网络项目招标。同时，在澳大利亚项目中，华为又再次因为非上市公司的问题而被拒之门外。

进军美国市场成为华为、中兴如鲠在喉的问题，但却又不得不从长计议。任正非曾在半公开场合表示：“(华为的全球)战略布局，我们唯一觉得困难的是美国。”但华为还是制订了未来十年融入北美市场的规划。

为了消除美国政府的种种担忧，华为一改以往的沉默，从2011年开始加大在北美市场的服务、产品和公共关系等方面的建设和拓展。在2012年9月份的美国国会调查中，华为曾公开声称“华为是靠员工持股计划(ESOP)实现激励，在约6.5万名持股员工中，再选出51人作为代表，并从中轮流选出13个人作为董事会成员，而在2010年选出的51人中，仅任正非和王克祥两人在军中服过役。”显然，这样的解释与陈述是华为在国内此前并没有过的。

根据美国参议院的记录，2012年前6个月，华为在美游说费用达到82万美元，2011年同期为20万美元。

不过，也有美国律师表示：“华为即使再主动自愿公开其信息也同样存在一个致命的问题，即由于其未上市，其信息披露并不受美国证券法的监管，因而其真实性无从考证，单就这一点就能给竞争对手很大的噱头。”